*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假杂志编辑部 Jiazazhi, 2023-07-11, 18:25, listen also via 假杂志電台 JzzzPod Episode 25 on Apple Podcasts or 喜马拉雅
2008年，何颖宜、王卫、姚嘉善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独立运营的艺术空间——箭厂空间（Arrow Factory）。它坐落在北京市区中心的一条同名的小胡同里，与其他艺术空间不同的是，箭厂并不试图将自己隐蔽起来，等待同好者的寻找。这个小到只有15平米的空间，以一个呈敞开的方式与公共进行着对话。箭厂就像胡同里的橱窗，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你都可以在街面上一眼看到艺术展览的发生。在箭厂空间创建五年之后，一个更开放的“五金”诞生了，当谈到“五金”到底做什么的时候，何颖宜解释道：“对于五金来说，盈利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成为开启其它项目的钥匙，例如举办实验音乐演出、电影放映、酒吧夜和新书发布会。”
随着北京的城市更新，这些另类空间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希望从“箭厂”和“五金”咖啡的经验开始谈，聊一聊过去北京独立空间繁荣的窗口期。在当时，它们的存在向所有人证明了艺术领域并非仅仅是权力导向的，一切临时的空间都有着它的可能性。
寻找生存的缝隙
或许有很多人不知道2008年北京的文化环境，那时正值奥运会期间，几乎每一天你都能听到有新展开幕的消息，每一周都会有个新的美术馆或者画廊开业，与此同时，北京又陆陆续续出现了酒厂、798、草场地等大型的艺术空间。箭厂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
那年四月，我和策展人姚嘉善、画家翁维（于2009年5月离开箭厂）以及艺术家王卫一起创立了箭厂空间。它存在于一个很窄小的胡同里，内部空间很小，只有15平米。它的临街面是一面玻璃，每天只要有人经过，他们便能看到正在发生的艺术展览现场。一开始我们便设定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独立空间，在年复一年地每年3、4个展览的进度中，回过头来看，我们大概做了54个“橱窗”型的展览，箭厂空间因此也在胡同里整整存在了十一年半，直到2019年9月底结束。
虽然当时的艺术现象极其繁荣，但大多数都是商业导向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就开始思考“能否创造一种不同的路径去开辟一家空间？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展览？难道商业就是艺术唯一可以依赖的事物吗？
以箭厂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们就开始摸索，找到了这个只有15平米的小空间，也正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小，所以我们启动一个项目不会涉及到大笔的项目费用。当然，我们有一笔很小的预算大概2000块（有时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捐赠），用于生产作品和展览。如果超出了预算，艺术家们也会主动地向代理他们的画廊寻找资金和设备，或是自掏腰包。也正是因为在整个展览执行的过程中，几乎不涉及任何商业的过程，我们唯一需要思考的是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否足够有意思，它是否适合箭厂这个小空间，所以一切的发生都是极具特殊性的，也只会在箭厂发生。
当然，在北京艺术实践热情最高涨那几年里，也有一些人抱着做一家非营利机构的理想，但当他们开始运营了几个月或一年之后，便开始意识到当他们失去赞助的那一天，一切就意味着失败，如果这个空间想要继续存活下去，商业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国内，对于艺术机构的资金支持几乎为零，因此一个空间想要持续性的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办展览，保持活力地发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实际上，在箭厂十余年的实践里，我们确实摸索出了一套非商业模式——一个运营成本极低的空间。也正因为箭厂的空间极小，我们也由此开发出了很多省钱的方式。比如箭厂不需要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在无人的条件下，我们开发了很多“低科技”的解决方法去打开艺术装置和灯光，只要把玻璃门一锁，一个胡同里的展览便发生了。
正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就不打算做一个商业空间，因此我们找到的空间很小，它的租金也足够的低，可以让我们可持续地去发展，在胡同里长期生存下去。事实上，空间小也使得它变得更有趣。不像在美术馆里做事情你的手头总是会有着大把的资源和空间，这个14平空间里你必须要学会取舍，打破自己的壁垒，用一种新的方式做策展，去更灵活，更有弹性地处理各种情况。
面对越来越高的房租，每年我们会想，箭厂要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但每一年我们都会一致决定，要做！如果箭厂消失了，这个游戏就彻底结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箭厂的存在以及因为它而带来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这个世界的小小抵抗。
另辟蹊径的“五金”
“五金”是我和一名厨师Ken(洪佑淞)、两位艺术家(方璐、王卫）发起的一个小生意。它成立于2013年3月，当时我们看到箭厂空间隔壁五金店张贴着“出租”二字，这个9平米空间的租金也很便宜（2500元/月），于是我们立马就签了合同。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做一个书店，出售独立出版物和艺术家书籍，我的厨师朋友及时制止了我们，说“开书店是挣不了钱的，我给你留面墙放书，其他部分我们还是做成吧台，我会准备一个早午餐的菜单和咖啡。” 幸亏有他当时的建议，五金才能以一个风险更低的方式运作下去。一开始的时候五金晚上也开，但后来我们慢慢发现不喜欢酒吧这种状态，就选择只在白天开。
当然开“五金”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大概一年之后，Ken有一个真正的餐厅要进行，方璐也因为要忙各种展览而退出了五金。那年我和王卫坐在“五金”店里，思考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开下去，“五金”拥有者和箭厂完全不同面向的可能，因为箭厂大部分时间是上锁的，我们和观众之间几乎没有互动，而五金正好可以填补这种空缺，我们既可以卖一些艺术书，又可以在早午餐的时间里和各种人之间产生交集。再后来又有一位澳大利亚华人Micheal加入了我们，五金也逐渐摸索出了一条自给自足的生存之道。现在我们的“五金”空间也走向了非营利，一个星期只开一天，这一天的收入基本上可以负担得了我们所有的成本。剩下的六天里，我们会把这个空间开放给各种朋友，他们会来吧台做饭，时而也摇身一变成为调酒师、服务员，我们还在“五金”策划了一个微现场（tiny concert），邀请大家一起来组织各种讲座和演出的活动。
磨合
我和北京也许要磨合一辈子（笑）。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幸好王卫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了解北京的行事方式和一切内在的了逻辑。因此在我们四人中，王卫担任了“箭厂”外交的角色。与此同时，从生活上来说，北京又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胡同里的“老北京们”也习惯了这种共生共存的环境，因此箭厂在胡同里的这十几年里，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困难。或许最大的困难便是最后我们不得已要结束这个空间吧。胡同里每一个房子的背景都很复杂。 历史学家估计，在北京的胡同中有一半以上被归入公房。受于北京租金极高的诱惑，这些分配到了胡同的公房住户会利用资源把房子高价出租出去，自己挣差价。直到这种混杂的氛围到了某个顶点的时候，市政府便开始下令要“清理“胡同，不再允许这样的公房出租的存在了。箭厂空间的本身也是一个公房，因此，顷刻之间所有的人和周遭的事物都发生了改变。当你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动中时，你甚至会渐渐习惯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如果你想观察的胡同内部环境的话，会发现它永远都在变化中，箭厂便是不断地在这样处境下灵活变动，我们也习惯了随时应对。
邻居
在《箭厂三年书》的末尾，我们采访了周围的邻居们，问到他们是否有注意到最近有很多外国人住进了胡同里，有没有发现周围多了一个奇怪的展览空间等等。他们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大多数人都表示说，“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这让我意识到，胡同里的居民们他们很忙，有自己的事要做。我们的存在对于胡同里的老北京们而言是次要的存在。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期待通过箭厂空间去改变或是教育胡同里的居民，事实上我更希望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什么。箭厂空间刚开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社区型的艺术空间？是要和邻居们一起做共创的艺术项目吗？”其实不然，箭厂空间的存在首要还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有空间做当代艺术，我们的目的还是和艺术家合作，而非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或是志于改变社区。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浪费了这个嵌入式的空间。但这确实不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对于邻居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与这些作品的朝日相处的情况下，那种互相能量场的改变。或许有一天，他们路过箭厂看到这些展览发生的时候，会疑问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这显然看上去完全不挣钱，他们到底是如何生活下去的？”对我而言，当这些邻居们开始对我们产生这种好奇时，这颗种子便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
在他们看来，真的有一群人在为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在这种好起的驱使下，或许有2%的人会愿意透过“箭厂”的窗户看这些艺术作品，走进五金这个怪异的咖啡馆来张望一下，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反应产生，我觉得这种实践便已经有它的影响力了。哪怕能够真正与我们能够产生链接的邻居并不多，但只要我们存在于那里，让人们经过它。只要有很小部分人能停下来，产生共鸣，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也有很多人说现在的“五金”特别难找，藏在一个七拐八绕的胡同里。如果说“白盒子空间”是一个意图抽离所有外部状况的产物的话，五金就是一个被各种外部条街包裹起来的场地。设想一下，你从家里出门，坐地铁或是打车来到胡同里，穿越一个很长的迷宫，穿过胡同里居民的家和厨房，最终才能到达五金，这是一个完全整体的体验。
存活指南
我生长于美国加州。在旧金山的历史上，这个城市存在过很多另类空间和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工作室。在60年代初期，旧金山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潜力，因为生活成本和租金低廉，许多艺术家和艺术空间出于兴趣或是想尝试一些新的实践，开始选择搬到了这里。
旧金山很多空间的实践都切实地影响到了我们如何去经营箭厂。行李店（Luggage Store Gallery）就是一个在旧金山很有代表性的空间，至今已经运营了30多年，这个空间向无数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了窗口，也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关于舞蹈，电影，诗歌，喜剧和文学等等。
如果从独立艺术场景中讨论，尽管纽约和北京的外部环境不同，但它们的周期是相同的。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建立在房地产之上，当年旧金山和北京的房租都很低，艺术家和组织者可以不必考虑钱的问题，利用这个空间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然而，随之到来的美国社会环境变化和士绅化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了当地艺术生态的发展。由此对比着来看，这种独立空间场景的发展周期是如此的相似，几乎就如同教科书里的公式一般：起初有一个破败的地区因为租金便宜而吸引了一帮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们，他们在那里做艺术、开辟非传统的空间。渐渐地这些行动被人们注意到，大家开始意识到这条街很酷，同时又租金低廉，于是各种生活方式商店和咖啡店入驻了进来，在这之后事情就开始不受控了，租金开始上涨，地区也在变得更整洁和精致，当上涨到某个程度后，艺术家们只能被迫的搬离，去到奥克兰或是南边某个城市。这就如同纽约现在的Soho区一样，当地的租金贵到一个离谱的程度，除了非常富有的人和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没有人可以住在那里。
当然我们在讨论国内外这种差异性的时候，公共资金是否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比如说在美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艺术空间，因为每个人都依赖政府拨款和基金会。我刚才提到的已经存活了三十年的行李店（Luggage Store Gallery），它就是通过不断地申请当地艺术的资金而存活下去的。在国内这件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不过这也意味着当你有机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它完全属于你，你也不需要去考虑拿了当地的资金后，要组织更多为公共服务的活动，也不需要给任何人上报空间的财务分配信息等等。
箭厂的第二本书就是讨论独立机构，什么才是一个好机构？什么是真正的独立？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即使在西方的话语下，我也并不觉得他们真正理解独立机构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太习惯于拿基金会或公共的钱去支持他们的所有这些空间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里面必定存在着一些限制，什么事情你能做，什么不能做。虽然它是一个支持艺术项目的钱，但同时也是一种手铐。
要记住发生过的事情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空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怎么样能留下一些痕迹呢？如果作为书，它就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继续传递下去。我想看过箭厂“三、四、五”年书的人应该比真正到现场的观众要多好几倍。出版物它能够经得住时间，哪怕时过境迁了很多年，还是能向大家再现当年那个的场景。
现在我们也在整理一本关于五金的书，书中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五金”菜谱，关于每一道菜是怎么做的。同时我们也会有一个关于如何做一个独立空间的菜谱，关于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的灵感是什么？
一个独立空间是否有它的寿命？
美术馆、画廊、独立空间，它们在整个艺术生态体系中处于不同的角色，也有着各自的任务。从独立空间来讲，它的存在与策划者的个性和趣味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这样高度的依赖下，空间和人的命运也紧紧的绑定在一起，因此当你必须要处理个人或家庭的问题时，空间也会变得混乱。
事实上，如果一个独立空间能够顺利运营下来5年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在讨论它的寿命之前，我还是想强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独立空间能开放，也应该有更多的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执着于等待来自他方的机会。我认为经营自己的空间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完全属于你自己。当我们在社会中，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立空间这片小小的存在便是你在社会中唯一能真正控制的事情。因此哪怕是一年甚至半年，我认为这样的空间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也许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适应主流的博物馆或美术馆、画廊等等，这就是他们能够最终演变成一个更制度化存在的原因。但问题是，或许有一小撮人就是无法进入既有的体系的话，他们该怎么办？所以我想，独立空间的存在，就是关于多样性的问题。如果能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展览、项目或是其他任何东西，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艺术环境才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不是吗？
我觉得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去寻找这些路径间的缝隙，寻找这个世界的缝隙。比如我们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可跨越的差距，但我们是否能够尝试在其中通过一些个体的努力让这些差距之间，存在一些回旋的余地？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找到这些缝隙，花更多时间去创造空隙。